王稼祥，这位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老战友，两个人跨越漫长战火的交往，成为党史里一段很特殊的记忆。
很多人并不清楚，王稼祥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，一开始还属于被叫作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的群体之一，但是回国进入中央苏区之后，他慢慢看清了教条主义的弊端，开始主动靠近毛泽东的主张。1933年，敌人的炸弹炸伤了他的腹部，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完成长时间手术，体内残留的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只能拖着伤病坚持工作、行军赶路。长征路上，他躺在担架上，一路和毛泽东、张闻天反复交谈，剖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。1935年的遵义会议，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态，支持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，也就是后来大家常说那关键的一票。遵义会议结束之后，他和毛泽东、周恩来一同组成新的中央军事三人小组，统一指挥红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。到1943年，王稼祥撰写文章，第一次正式提出“毛泽东思想”这一概念。两个人的信任，就是在一次次生死考验当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。
之后十几年，两个人经历了延安时期、抗战、解放战争。王稼祥曾经在延安长期养病，康复之后去到东北解放区主持地方工作，担任东北局城工部部长、宣传部长，每一个岗位都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。到1949年3月，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，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重新补选为中央委员。3月14日，也就是会议结束的第二天，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自己住处谈话。
当时毛泽东开门见山告诉他，不用再返回沈阳的东北局，中央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要交付给他。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，外交是头等大事，苏联会是第一个和我们建交的大国，中央希望由他来出任新中国第一任驻苏联的特命全权大使。毛泽东心里很清楚，王稼祥早年长期在苏联学习，熟悉当地环境，懂马列理论，经历过多年党内重大斗争，党性可靠，是这份职务最合适的人选。他没有直接下达硬性命令，而是先征求王稼祥本人的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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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稼祥没有立刻给出答复，静下心思考了整整一天。出使莫斯科意味着要扛起全新的外交重担，从零搭建新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馆，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。最终，王稼祥选择服从中央的安排，接受驻苏大使的任命。中央很快敲定了这个人事安排，全党高层都表示赞同。
接下来几个月，他提前投入外交筹备。1949年7月，跟着刘少奇秘密出访苏联，提前和苏方高层接触，为两国正式建交铺路。10月5日，中央正式发布任命，王稼祥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，同时兼任外交部副部长。王稼祥动身前往莫斯科的当天，毛泽东专门亲笔写信给斯大林，郑重向对方介绍王稼祥，交代他除了外交工作，还承担两党之间沟通联络的任务，由国家领导人亲笔写信向外国最高领袖介绍本国大使，这在中国外交史上仅此一例。12月，毛泽东动身前往莫斯科访问，王稼祥在当地全程统筹各项安排，为后来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做了大量细致的前期工作。
完成驻苏联大使任期之后，1951年王稼祥回到国内，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第一任部长，长期负责我们党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工作，继续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深耕。回顾两个人的交往，从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相识，遵义会议生死相托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同规划国家大事，这段革命情谊前后长达四十余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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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只记住了遵义会议那一次挺身而出，却忽略了往后漫长岁月里，这份战友之间的信任一直没有中断。1949年西柏坡那一次谈话，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岗位征求意见，更是党中央把新中国外交开篇的重任，交到一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手上。一个时代的全新事业配资公司杠杆对比，就这样由一群从战火当中走出来的人，一步步慢慢搭建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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